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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海地区闹地荒流量

发布时间:2019-11-20 20:28:15 阅读: 来源:磁卡厂家

沿海地区闹“地荒”

近年来,我国从沿海到内地,从城市到乡村,圈地之风如脱缰之野马,无节制地吞噬着大片良田沃土,不管是子孙后代的饭碗,还是明日发展之空间,都可以不管不顾。这种以牺牲土地资源换来的暂时经济增长和“奇迹”很可能难以为继,“无地可用”更准确地说是“无地可供开发”,对许多发达地区已非隐忧,

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。

土地“透支”导致经济日显疲态

记者最近在沿海一些省、直辖市采访时发现,许多地方都在闹“地荒”──有项目无土地。先看珠三角。现在珠三角的发展为何日显疲态,开始明显逊于长三角,跨国公司的中国(亚洲)地区总部多数设在上海,广东15年来首次将利用外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“全国第一”位置拱手让于江苏。这个变局当然是复杂的,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,即珠三角长期以来土地过度“透支”,导致用地越来越紧,地价越来越高,成为制约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。现在在珠三角,不仅是城市,任何一个乡镇,头号难题都是土地吃紧。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,中山市等“四小虎”到2010年以后就无地可用了。

再看长三角。在土地问题上正重蹈珠三角的老路,新一轮圈地潮席卷两省一市。作为民营经济发源地的浙江,特别是温州,现在民资大量外溢,这固然与浙商敢于闯荡四方、赚天下钱的精神分不开,但也有其苦衷,温州的土地太昂贵了,开发成本甚至高过上海。实际上,浙江用地吃紧又何止一个温州,其他地方也同样捉襟见肘。而江苏从当年乡镇企业“遍地开花”的土地粗放利用,到现在外向型经济扩张,城市规模膨胀,土地资源同样越来越紧缺。

以昆山市为例,如按目前的发展速度,到2015年包括乡镇在内将出现无地可供的局面。实际上,江浙两省整个沿上海周边地区、沿沪宁、沪甬及沿江地区,都将面临同样的困境。面对江浙两省的高速增长,上海人坐不住了,上海全市虽然总共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范围,却出台了一个“173”计划,决定划出173平方公里的地区,开辟一个低商务成本的特别园区,以应付周边地区挑战。所谓低商务成本,说白了首先就是低地价,甚至以“零地价”吸引外来投资,作为长三角“龙头”的上海尚且如此,引资大战怎能不硝烟四起,圈地之风又怎能不越刮越烈呢?

那么,京津唐地区又如何呢?可以说,圈地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仅北京市就有3000多家房地产公司,平均每5000个北京居民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。这从任何国家来看,都是可怕的现象。而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“地虫子”,做倒地生意。资料表明,北京的用地70%都是在炒作过程中完成的,不少是多次转手。而据北京市总体规划,北京现有的可用储备土地资源仅能满足到2010年用地需求。现在为了迎奥运,大兴土木,用地压力更大。而且,这一地区正面临土地资源与淡水资源的双重紧缺,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正日趋极限。

城市社会加速形成新的边缘群体

现在不少城市扩张无度,追求表面繁华,借经营城市之名,行以地生财之实,不仅人为地扩大了城乡社会的鸿沟,并可能导致城市社会本身的断层,形成新的边缘群体,积聚诸多不安定因素,背离城市化的宗旨。

边缘群体之一是失地农民。现在城市一味追求“做大”,从撤县设市发展到划县为区,不管条件成熟与否,有的市尽管本身实力有限,但不惜一口气吞下一至两个县,划为新市区,一下子跨入了大中城市的行列。在这场新的“造城运动”中,传统的乡村一夜之间在名义上变成了市区,农民的土地也任由处置了。于是,各种名目的开发区抢着挂牌子,开发商更逐利而至,大批农民变成了“失地农民”。而不少失地农民更是沦为种田无地、就业无岗、低保无份的“三无游民”,生活在城市边缘。据调查,一般每征用一亩地,就伴随着1.5个农民失地。这就意味全国“失地农民”群体,将从目前的约3500万人,可能猛增到2010年的6000万人左右。这是一种“变质”的城市化,必然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在城市扩张中,郊区农民首当其冲。郊区农民处于城乡接合部,原是比较富裕的农民,除种田外,不乏外快收入,如做点小生意、出租房屋等。而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想征就征,对房子想拆就拆,想补偿多少就补偿多少。明明土地已价比黄金,而向农民征用时,却以粮食价格来折算补偿。土地是资源,征地后变为资产,每亩几十万元,甚至上百万元,价值成几何级数增长,大部分进了政府和开发商的口袋,而对农民的补偿每亩仅几千元,只占土地出让收益的5%左右。显然,城市化的实质是让更多的人分享现代文明,城郊农民应该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城郊土地的级差地租完全可以让其过上比较像样的生活。而现在全被剥夺了,农民不像农民,居民不像居民,出门是宽阔的马路,抬头是高楼大厦,但自己却一无所有,年轻人还能打工,年老体弱者则生计无着。显然,以“失地农民”为代价的城市扩张,是与建设“平安城市”的目标相背离的。

边缘群体之二是城市贫民。现在我们城市的变化让人一则以喜,一则以忧。忧者何为?忧在现在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,盲目贪大求洋,一味追求浮华,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城市广场气派非凡。但作为城市普通民众,却无力消受这样的“现代化”。面对房价飞涨,只能望楼兴叹。为了谋生,做点小本生意,但因整顿市容,拓宽街道,小店小铺又难逃被拆除的厄运。即使自己有处住房,在城市改造中不知哪天被开发商看中,就得限期拆迁。政府部门对开发商是笑脸相迎,对拆迁户是手段强硬。拆迁期限不容半点商量,推土机是无情的,而什么时候能拿到房子是开发商说了算,苦苦熬几年搬了房子,换来的是越搬地段越偏,学区越差。可以说,越是弱势群体,为城市建设作出的牺牲越大,而回报越少。有媒体尖锐指出:政府经营的到底是大家的城市,还是富人的城市?

边缘群体之三是农民工。现在我们的城市,四处有农民工的身影,高楼大厦是他们盖起来的,平坦的马路是他们铺起来的,最苦最累的活是他们包下来的,他们默默奉献,但多少年也难以融入其中,对自己汗水浇成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,他们在感受都市喧嚣的同时,更体验着都市的冷漠,成了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。而现在一些农村还在寻找种种借口,如结构调整、规模经营之类,强迫实行土地流转,使部分农民失去承包地。这样下去,农民工一旦在城里找不到工作,回乡又无地可种,将成为无根漂泊的“流民”。

百姓是我们头上的天,土地是我们脚下的根。如以经营城市的名义,迎合一部分人,损害另一部分人,以牺牲公平、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城市现代化,将是表面的、暂时的、脆弱的。如果经营城市的结果,内有不断增加的城市贫民,外有几千万失地农民,还有上亿农民工游离于城乡之间,这样的城市能良性运行吗?能安宁、祥和吗?

透支资源的经济增长路线难以为继

在过去的20年中,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,但它却是通过不断透支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资源而取得的。沿海地区的“土地危机”,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,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土地问题,但为何三令五申而圈地之风反而变本加厉呢?显而易见,这是制度性问题。现在是到了下决心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的时候了。

第一个层面是改革征地制度。现在的征地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,不分公益性项目还是经营性项目,仍以政府的名义征地,这在世界各国几乎是没有的。因此,一定要缩小征地范围。现在任何单位,包括企业和个人都可以搭“公共利益”之车,通过政府进行征地,实际是由政府出面帮助其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。据调查,有的城市真正用于公益目的的征地还不到10%。要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机制。现在以计划经济的一手低价征地,以市场经济的一手高价出让,已成为不少地方追求政绩、增加财政收入、改善部门福利的捷径。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了地方“第二财政”,有的已占到当年财政收入的30%~40%,甚至更高。在目前的体制下,本届政府出让土地,其收益全部由在任官员支配,可大搞建设,创造政绩,卖地越多,手头越活,日子越好过,何况这里面还存在大量寻租机会,而矛盾都留给了后任。这种利益机制,怎能不刺激地方官员热衷圈地呢?怎能不使各级政府不约而同地把眼光盯向土地,变经营城市为经营土地呢?因此,调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是要害所在。

第二个层面涉及干部制度。现在,各地普遍在经济发展上追求“速度第一”;在城市建设上,追求“形象第一”;在名目繁多的活动上,追求“排场第一”。正是弥漫在各级官员身上的浮躁、浮夸、浮华的“三浮”之风,无节制地吞噬着包括土地在内的宝贵资源,透支未来的发展空间,损害未来的发展潜力。而这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。现在干部的任用,还是上面说了算,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,而考核指标重增长轻发展,重形式轻实质,往往上面提倡什么就热衷于什么,甚至“没有条件也要上”,明知不能为偏要为之。如招商引资,不少地方就作为考核的硬指标,实行一票否决制,逐级分解任务,一直分解到单位,甚至个人,政绩在肩的各级干部不能不迎风而上。这正是我们的体制弊端。除上述两条外,还要有其他的制度改革相配套。只要各级领导干部拒绝浮躁,将心态放平和,依法治国,理性执政,慎提期望值过高的目标,警惕高速增长背后的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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